  专访澳大利亚般若法师： “佛法就是活法，活法就是佛法”  般若法师，1973年生，祖籍安徽太湖。早年经由太湖普照宏昌老尼师推介，依潜山禅宗三祖寺宏行法师座下剃度出家，法号惟叶。1989年，至福建佛学院求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兼任教务干事及南山广化寺纠察等职，期间澳大利亚华藏寺住持藏慧法师来校访问，随缘应化，依止藏慧法师，师赐法名般若。1994年，应恩师所邀，远赴澳洲弘法至今。 “渺渺南天，薪火相传”，移居南土后，般若法师以入世参与和公益慈善的方式在澳弘法。他先后负责华藏寺常住寺务，在多所大学的青年佛学会担任佛学授课法师，组织“大学生禅修班”，筹建般若寺，创办《般若》杂志，接管楞严学院，通过讲经弘法、办学建寺，传续佛法薪火。 “汲汲开道，敢为人先”，面对多元文化，般若法师将汉传佛教的博大与包容融入西方主流社会。他是世界上首位在警局任职的“警察和尚”，是澳大利亚“佛教服务奥运”第一人，是澳洲第一位走进国会演讲的僧人，建立澳洲第一个放生牧场，在医院、难民拘留所等场所担任“宗教辅导师”，开创佛法与社会的新连接。 “遥居异乡，常系故土”，在澳近三十年，般若法师始终与中国佛教界保持密切联系。作为澳大利亚澳中佛教总会会长，他数次参加“汉传佛教祖庭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美加三国佛教论坛”“世界佛教论坛”“侨僧文化交流活动”等学术文化交流活动，为促进中澳佛教界的往来互动贡献力量。  2023年秋，“圆瑛法师与宗教中国化论坛”活动在福建古田举办期间，七塔禅寺住持可祥法师与般若法师热切交流。论坛结束后，可祥法师诚邀般若法师接受《报恩》访谈，后者欣然应允。 12月初，般若法师拨冗受访，与《报恩》编辑人员亲切分享了在澳数年的弘法经历与澳洲佛教的发展现况，内容记录如下。 一、 随缘应化赴南天 诸事躬亲传心法 《报恩》：请问您当年是如何与澳大利亚华藏寺藏慧法师结缘？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决心远赴澳洲弘法？般若法师：当时选择来澳洲，其实是同我居住的环境——福建佛学院有关。 福建佛学院是中国最早对海外开放的佛学院校之一，我在那里读书、工作的时候，佛学院经常恭请在海外弘法的法师，前来为我们授课、作开示，小和尚们纷纷想亲近这些从海外归来的长老，我也是其中之一。 来自台湾的藏慧法师，早年间移民澳洲，是首位在澳弘传汉传佛教的华僧，他从1981年着手创立澳洲第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华藏寺。坚持弘法多年后，藏慧法师非常希望能够邀请中国大陆地区具有汉传佛教背景的僧人前往澳洲，共同为这里的华人提供服务。 1988年，福建莆田广化寺方丈毅然法师，退居后受藏慧法师邀请，决心与寺院监院明善法师一同前往澳洲弘法。抵达澳洲后，他们发现南天大陆土地辽阔，而且有大量难民从越南、柬埔寨等国逃亡到此，致人口不断增加，但这里的寺院却不是很多，僧才也很匮乏，故而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国内僧人。 正是受如此因缘使然，我成为了第四位赴澳大利亚弘法的中国僧人。我是在安徽出家的，初到福建时还未受具足戒，在佛学院读书期间，师父因心脏疾病往生。于是，我开始跟随藏慧法师学法，并在他的座下受戒。受到藏慧法师的邀请后，虽然觉得澳洲离家很远，但想到毅然法师、明善法师等熟悉的法师都在那里，我便下定决心，踏上了前往澳洲弘法的道路。  初到澳大利亚的般若法师 《报恩》：自1994年赴澳以来，您在海外弘法已有近三十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般若法师：在国内受传统教育长大的人，对于西方文化了解较少，走向海外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澳大利亚属于西方社会，这里的语言习惯、生活方式等，跟国内还是很不一样的。 来到澳洲以后，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不通。在国内，与人交流时都是讲国语，而当时的在澳华人以讲广东话为主，那时如果去唐人街购物，不会讲广东话，是买不到东西的。为了能够顺利居住下来，我到这里以后就必须突破语言障碍，学会用粤语与当地华人沟通。也正因如此，我们这些早期移民来澳洲的法师，基本上都会讲广东话。 此外，初来乍到之时，我们必须一切靠自己。 本世纪初，国内很多寺院的内部运行管理制度就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每位法师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澳洲佛教的发展情况则大不相同。一方面，这里的出家人很少；另一方面，澳洲的整个环境也很特别，因为这里的移民生活情况跟东南亚国家存在较大差别。东南亚有很多老华侨，大多资产丰厚，时间充裕；澳洲的移民则是以70年代的东南亚难民和90年代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为主，为了维系日常生活，他们工作日必须上班，不会专门请假来寺院参访。像佛诞日、菩萨成道日、初一、十五这类比较殊胜的日子，国内寺院往往会举办法会活动，澳洲寺院则必须将法务佛事安排在周末或公共节假日。周一到周五早晚课诵之余，我和其他几位法师就共同学习做饭、施肥剪草、修整花园，什么都做。 那时，我们曾开玩笑地说道：“可以成立一个‘万能公司’”。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会，什么都要学，可谓“进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还能登上法堂”。 《报恩》：2009年，您创设了澳洲第一份佛教杂志——《般若》，请您详细介绍一下这份刊物的创办初衷、读者定位、栏目设置和文章类型。般若法师：来到澳洲以后，我发现当地人的阅读习惯跟国内不一样。国内部分信众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以仔细阅读佛教经典教义、高僧大德开示语录这类厚重的书籍；澳洲居民因忙于生计，大多无暇翻看专业性佛学著作，所以更倾向于阅读那些简短、轻便的杂志。 我经过观察发现，当地的汽车修理所、洗车中心、牙科诊所、家庭医生诊所等场所，往往放有很多杂志，这些杂志类型丰富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点：文字篇幅不长，一般只有四五百字。这些地方能够提供短暂的休息，顾客们在等候服务的时候，可以顺便翻阅杂志，但是空隙时间大多有限，所以短小的文章更能帮助他们快速地找到所需信息。在这之中，有一本名为WellBeing（幸福健康，好好生活）的杂志质量很高，是澳洲最出名的刊物。《WellBeing》上刊载的内容都是关于饮食、购物、旅游等日常生活，有点类似心灵鸡汤，很受读者欢迎。 于是，我仿照《WellBeing》的模式，创办了《般若》。杂志是用英文注册的，名字采用梵语Prajñā的音译词Prajna，中文译为“般若”。里面刊载的内容70%是英文，30%是中文，文章重点突出、篇幅短小，大多是从现实生活出发，阐述佛法揭示的道理。《般若》刊发之后，只要是图书馆、诊所这类允许存放杂志的地方，我都会前去免费赠阅。我希望读者能够在任何场合找到《般若》，能够通过《般若》接触佛法，了解到些许佛法的东西，这就是办这份刊物的因缘和初衷。   《般若》杂志封面 但是，《般若》办了三期就停刊了，原因是什么呢？一是由于我的个人事务繁重，时间不足；二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外出的人减少，大家接触不到刊物；再加上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大家的阅读习惯发生改变，阅读纸刊的人越来越少。综合考虑，我们选择停刊。 停刊以后，我们开始接触新媒体。我们开通了脸书(美国社群网络服务及社会化媒体网站)和TikTok(抖音海外版，短视频社交平台) 等类似国内的小红书(在线分享图片及视频的社交平台) 、抖音等短视频软件账户，然后上传 3-5分钟的开示或讲经视频，借由新的途径传布佛法。 《报恩》：从您个人创办佛教刊物的经历来看，《报恩》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般若法师：无论国内国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纸质媒介的推广都面临新的困难。以往人们坐火车、乘巴士时，都会随手携带一本杂志或连环画，现在的人基本都是带着一部手机出行，越来越多的信息都是以新媒体为载体进行传播，书籍、报纸、杂志这类纸质媒介的受众正在逐渐减少。 《报恩》这本杂志的名字寓意很好，里面内容我看过，也非常好，但是确实需要考虑推广的问题。 《报恩》：作为一名“奥运和尚”“警察和尚”，您经常借助佛法为大众做心理辅导，请您结合这些经历谈谈佛法的心理疗愈作用。般若法师：人的问题，其实大部分都是“心”的问题。佛法讲的其实就是“心法”，针对我们这“一颗心”。所以，不管是在奥运村还是警察局，我都是采用“心法”，即通过禅修的方式，帮助运动员和警察们缓解心里的压力、恐惧和烦躁。 在奥运村，从运动员的外在表现，就可以明显看出比赛成绩对心理状态的影响。获得奖牌的运动员，走路大摇大摆、风风光光；不幸落败的，往往垂头丧气、情绪低落。奥运会期间，运动员是团队集体行动，活动范围有限，不可以随意外出，所以比赛失利的人即使心情糟糕，也只能在奥运村内部活动。奥运村一般设有国际区，里面提供逛商场、看电影、吃饭等休闲服务，宗教中心也设在这里。情绪低落的运动员无心娱乐，往往自然而然地走进宗教中心，主动去了解宗教，或是寻求心理安慰，宗教师通过聊天、禅修等方式，帮助他们慢慢排解内心的压力。 澳大利亚的警察，虽然外表看起来威武强壮、神情严肃，内心却很脆弱，因为他们很有可能遭受“Bullying”和“Astonish”等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Bullying”，即“欺凌”。在西方国家，警察队伍内部有职级划分，上下级的沟通方式很重要。如果上级在批评下属时，长期或频繁地采用过于严厉的态度，或是用词太过犀利，下属会认为上司对自己有不好的看法，进而造成心理压力，演化成职场“欺凌”。“Astonish”，指的是“受惊”。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公民或永久居留者都可以申请持枪，这使得警察群体长期处于不安全的高压状态，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有时甚至会受到恐吓，内心始终不能放松，容易引发心理问题。 我曾经遇到过一名遭遇“Astonish”的警察。他受到惊吓以后，食不下咽，夜不能寐，一到晚上就感到十分恐惧，情况非常严重。看过很多心理医生，尝试吃药、麻醉等办法，症状还是未能缓解后，他尝试参加禅修活动。一开始禅修的时候，我让他坐在后排，慢慢学习打坐，用正确的方式调整身心，并嘱咐他在家也要如此。后来，他询问禅修时是否能采用躺卧而非打坐的方式，我随即表示选用最为舒适的方式即可，禅修的目的在于调整身心，不需要受形式所限。几期禅修课程结束过后，这位警察的饮食、睡眠质量都得到改善，内心的恐惧感也慢慢消失，情况逐渐好转，不久便彻底康复，回归正常生活。这位警察原是一名天主教徒，后来转变成虔诚的佛教徒，正是因为禅修给他带来帮助。 现在，本州的警察队伍中已有300多位佛教徒，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开始是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后来为什么成为佛教徒呢？因为佛教实实在在地帮助他们解决了很多心灵上的问题。 “佛法就是活法，活法就是佛法。”在警察局服务的时候，我虽然是一位宗教师，但从不标榜要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我也不会强迫他们必须念多少经、修多少功德。我的理念是：佛法是生活化的，通过了解佛法的智慧，感悟如何才能活得开心快乐，才能让警察们缓解精神压力，疗愈心理问题。  二、 落地扎根入主流 南北呼应利众生 《报恩》：佛教传入澳洲历史虽短，发展却十分迅速，汉传、藏传与南传佛教都在澳洲生根发芽，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澳大利亚佛教发展历史和现状。般若法师：澳洲只有短短200多年的历史（1770年，英国人詹姆斯·库克远航太平洋，在澳大利亚东南岸的植物学湾登陆，命名该地为新南威尔士。1786年，英国政府决定殖民于此，1788年开始正式殖民，1817年定名为澳大利亚），佛教传入的历史也很短暂，汉传佛教发展史就更短了。 汉传佛教真正意义上传入澳洲，是从来自中国大陆的法师抵达这片土地开始。1990年，作为弘法前锋的毅然法师二人来澳后，为推动汉传佛教在南天大陆扎根生长，逐渐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法师前来服务。此后，澳洲的汉传佛教才开始逐渐发展起来，距今不过三十多年，目前在澳华僧已有百人左右。 澳洲佛教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发展速度很快，目前已成为全澳第二大宗教，每年的增长率排在首位。在发展过程中，澳洲佛教出现了两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一是佛教信众以本土的西方人为主，这是因为很多亚洲移民来澳之后，选择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宗教，信仰佛教的较少；二是佛教三大传承中，藏传佛教最为兴盛，南传佛教次之，汉传佛教排第三，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从汉传佛教自身的发展来看，是因为没能积极地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尤其是在弘法对象的选择上，部分汉传佛教僧人未能突破传统观念，再加上受到英语交流的限制，他们始终将华人视为弘法主体，但在澳华人数量始终有限，且历来喜欢群居在唐人街一带的华人区，故而造成汉传佛教增速相对较慢，这也是制约汉传佛教在澳洲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所以，推动汉传佛教扎根澳洲，必须要突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主动地融入西方主流社会。 《报恩》：佛教传入澳洲以后，面对不同国籍、文化背景、语言风俗的社会民众，在传教方式上做出了哪些本土化的革新？般若法师：这个问题开玩笑地回答，就是“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 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意思是说：如果弘法对象是说粤语的广东人，就要用广东话与他交流；与习惯说国语的人交流时，也要讲国语；同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西方人对话时，就要学习用英文表达。 这其实是一种善巧方便。在西方社会弘法，佛教的传播必须以英文为主，如果我们僧人永远只会说“方言”，那根本无法跳出自己的圈子，走入主流社会。 总之，在传教方式上，面对不同语言表达的信众，我们在交流时会有所区分。 面对其它方面的差异，也同样如此。 《报恩》：为了更好地融入不同地区，佛教文化往往需要结合当地的审美传统、风俗习惯和自然环境进行创新。您认为佛教进入澳洲之后，在建筑风格方面有哪些创新与发展？般若法师：从演变历程来看，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中国化”，发展成为中国佛教。如今，中国佛教正不断走向海外，至于“出海”以后是否需要保持传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个人则是希望中国佛教能够坚守传统。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法律允许多元宗教并存，允许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民众保留本有传统，并积极推动自身传统的本土化。以建筑风格为例，有人曾提出是否能将澳洲佛寺改造为西方教堂样式，这一问题因人而异，我更偏向于保留中国佛教寺院风格，以发挥其独特价值。 已故的台湾高僧星云大师早年间创建了澳洲最大的寺院——南天寺（南半球最大的佛教寺庙，1995年建成，位于澳大利亚悉尼以南80公里的卧龙岗市伯克利区），南天寺仿照明清建筑，以黄墙为主，屋顶采用黄色琉璃瓦，与北京故宫类似，整个寺院建设得富丽堂皇。我个人则是偏向唐式建筑，更为古朴、简单，所以在进行寺院建筑规划时，是以“一清二白”为主要原则。  南天寺大悲殿  华藏寺  般若寺 当然，保留传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比如，在国内寺院过堂用斋时，有专门的规矩指导如何使用碗筷；西方社会以自助餐为主，刀叉是主要餐具，我们便会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但用餐时同样需保持安静。再比如，在国内，居士前往寺院礼佛时一般需穿着海青，澳洲寺院则不做此要求，信众穿着宽松衣物即可。 总的来说，佛教进入澳洲以后，既保留本有的精神，又在细节处做出适当的调整。 《报恩》：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澳大利亚宗教十分多元，不同的宗教之间有哪些互动联谊的举措？般若法师：不同宗教之间的往来互动非常多。 在澳大利亚，政府官员每年都要会见不同的宗教界人士，听取他们关于国家方针政策的建议和意见。在做出重大决议部署时，往往也会邀请不同信仰的宗教师前往相关单位，共同商议具体情况。 另外，宗教界在举办大型活动时，也会邀请多元宗教人士莅临现场，为活动祈祷祝福。比如2024年即将举办的“中澳新三国佛教论坛”，届时在开幕式上举办的祈福法会，我们就计划邀请天主教、印度教等不同宗教相关人士前来参加。 《报恩》：上世纪90年代初，星云大师将“佛光山人间佛教”传到了澳大利亚，据您所知，“人间佛教”在当地有哪些具体实践？般若法师：“人间佛教”思想主张佛教要以“弘法利生”为主题，要走入社会，走入民间。“人间佛教”的实践过程，就是发扬佛陀慈悲精神，服务社会、利益大众的过程。 发展慈善事业，需要“三力”。一是大量的人力，二是聚集足够的财力，还需要宗教师有较强的个人能力。在澳洲当地，法师们积极参与社会救助活动，主动走入医疗体系，走入教育系统，在医院、学校、受灾地区、贫民窟、难民营、临终关怀医院等弱势群体所在地，大力发扬佛教的慈善利生精神。 《报恩》：人才培养始终是海外弘法的关键与核心。除举办“青年学佛会”“大学生禅修班”，澳大利亚佛教在僧才的培养方面做了哪些有效尝试？般若法师：目前，澳大利亚的佛教徒以在家居士为主，本土成长起来的出家僧人相对较少，所以僧才培养方式不同于国内，而且存在一定困难。 澳洲是一个移民国家，从海外移民过来的人，大多希望能够扎根于此，他们中佛教信众很多，但选择出家的人很少。开玩笑地说，这里的僧人大多是“进口”的，“土产”的非常少。 虽然同是佛弟子，出家与在家却存在很大不同。出家人需要有大量的耐心，能够甘于寂寞，也会经历诸多在家众体会不到的辛苦。中国佛教有两千多年的传承历史，有大量的佛学院校专门培养僧才，澳洲佛教历史短暂，佛学院也相对匮乏。星云大师在澳洲佛光山设立的南天佛学院（创办于1996年，即南天寺开光后半年，位于清静、庄严的南天寺内，是南半球了解佛教、学习佛学、体验僧团生活的重要学府），同样是以弘法为主；悉尼大学开设的巴利文教学课程，生源也大多是来自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等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出家众，本土僧人较少。 所以，我们举办学佛会、夏令营、禅修班等活动，主要目的是弘扬佛法，希望汉传佛教可以在此不断传承。这里的人才培养也是以在家居士为主，至于信众是否选择出家，要看个人的因缘。 《报恩》：据悉，明年八月，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佛教界将共同举办“中澳新三国佛教论坛”，请您谈谈举办这一论坛的价值和意义。 般若法师：我昨天刚收到消息（访谈前夕，2023年12月5日），首届“中澳新三国佛教论”坛拟定于明年8月3号举行，地点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 “中澳新三国佛教论坛”与前段时间在杭州举办的“中美加三国佛教论坛”（2023年11月15日至17日，第三届“中美加佛教论坛”在中国浙江杭州举行），其实是一脉相连的。“三国佛教论坛”的形式，源自赵朴初老先生发起的“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大会”（1993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提出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构想，得到韩日两国佛教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与认同，三方共同决定定期召开“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大会”。首届大会于1995年在中国北京举行，后陆续在韩国首尔、日本京都等不同城市举办，截至2023年12月，已举办了23次会议）。 朴老之后，北美的达义长老发起“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2017年6月中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乐渡、性空、诚祥三位开山长老在加弘法50周年之际，由湛山精舍发起，中国佛教协会、加拿大佛教会与美国佛教联合会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经由这两个论坛，北半球的佛教界联结在一起，南半球则尚属空缺。  第23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 在佛教界积极交流互动的大背景下，我尝试发起“中澳新三国佛教论坛”，目的是希望南北呼应，将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理念贯穿其中。论坛将由中国佛教协会、澳中佛教总会和新西兰佛教协会联合主办，届时将邀请来自南北半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界法师和高校佛学领域研究专家，围绕主题“慈悲圆融，多元共生”，共同探讨如何发扬澳洲的多元文化，传播佛教平等包容的思想。 《报恩》：作为澳大利亚澳中佛教总会会长，您与中国佛教界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在您看来，中澳佛教界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以增进交流、互通互惠？般若法师：实际上，早在全球疫情爆发之前，我就有意邀请七塔禅寺可祥大和尚前来澳洲弘法，但受疫情影响，一直未能如愿。 我非常希望能够借助即将在澳举办的“中澳新三国佛教论坛”的机会，与国内佛教界开展更多交流互动，增加往来互动。 《报恩》：在澳期间，您先后负责华藏寺、般若院、楞严学院等寺院的建设管理工作，请您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谈谈对七塔禅寺未来建设发展的建议。般若法师：七塔禅寺和天童禅寺、阿育王寺合称“宁波三大古寺”。这里高僧大德辈出，寺院在宁波乃至全国都是非常出名的，很多方面在整个区域起到示范带头作用。还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小和尚时，就曾到过宁波的古寺如天童禅寺、七塔禅寺礼佛。 前段时间，杭州径山寺成功举办了“第三届中美加佛教论坛”，寺院也借此机会成功晋升为一座世界级寺院。有鉴于此，我对于七塔禅寺未来建设发展的建议是：寺院通过举办一些国际性的大型活动，让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寺进一步提高知名度，能够更上一层楼，甚至享誉国际。 END  文字 | 《报恩》编辑部 编辑 | 栖心图书馆、东津融媒体中心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编号： 浙（2022）000004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