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helle Chen、Angel Dong和Xiaonan Li是华人社区中有名的“陪读妈妈”，她们陪伴年幼的孩子到澳洲接受教育。  她们表示，所有陪读妈妈都值得称赞，因为她们在一个新的国度里忍受着经济困难、语言障碍、人际关系问题和极度孤独的时刻。 她们的签证条件不允许她们长期学习或工作，这迫使一些想家的母亲不得不回中国。 澳洲内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有近3000名中国母亲在澳洲陪读。 决定留下来的Chen和Dong表示，由于中国学校的优质教育竞争激烈，而且孩子有望获得澳洲永久居留权，所以澳洲的教育“值得”。 2024年初抵达澳洲的Dong说：“澳洲气候温和，华人华侨众多，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 学生监护人签证 18岁以下的留学生到澳洲留学，必须有住宿安排或由监护人陪同。 他们的监护人通常持有590类学生监护人陪读签证，该签证禁止监护人工作、长期学习和离开子女，特殊情况除外。 据内政部统计，截至2024年6月，共有6084名学生监护人签证持有者，其中一半以上（3419人）为中国公民。 自2017年抵达悉尼以来，Chen带着儿子Ethan Peng已经在澳洲生活了7年。  “只有母亲才能为孩子付出这么多。大多数陪读经历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夫妻分离，给家庭带来负面影响。” Michelle Chen认为，陪读不仅能保证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也为母亲们提供了一个开辟人生新道路的机会。 “和孩子父亲的关系以及家庭氛围变得越来越糟，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如果我继续留在中国，我的心理健康会越来越难以承受。当时我甚至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Michelle Chen依靠在中国的房产获得租金收入，她表示，来澳洲是她重新开始的方式。 47岁的Dong今年早些时候辞去了上海一家外资企业的高薪工作，决定带着女儿前往澳洲寻求更好的教育机会。  “这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很容易在工作中感到倦怠，而我已经在公司工作了20多年。” Dong表示，她们在澳洲的生活费由留在中国的丈夫承担。 陪读生活的弊端 尽管Chen和Dong对在澳洲的新生活充满热情，但她们也承认会遇到一系列困难，并担心在中国的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 在搬到澳洲之前，Dong的父亲因肾衰竭和脑梗塞住了3个月的医院。虽然父亲已经康复，但由于不能离开澳洲去看望父母，Dong仍然很担心父亲。 “我在国内的父母只能依靠我的丈夫。我总是担心是否会发生意外。” 42岁的Xiaonan Li于2023年持590子类别学生监护人陪读签证带着女儿Rita来到布里斯班。 作为一名离异单亲母亲，由于签证的工作限制和缺乏伴侣的经济支持，Li面临着经济上的挑战。 Li表示，她们在澳洲的生活成本最初是靠在中国做房地产生意和开小店赚来的积蓄来维持，但资金很快就用完了。 “我在中国经营自己的生意，习惯了工作的日常。在布里斯班，我的生活围绕着在出租房照顾孩子，找不到与外界联系的感觉。” 由于长期感到焦虑不安，朋友们建议Li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 Li表示，孩子白天在学校，她感到孤立无援。 做了6个月的陪读妈妈后，Li带着想家的女儿回到了中国，决心在将来回澳洲接受高等教育前做好充分准备。  适应澳洲的生活 Chen表示，儿子已经十几岁了，她和儿子的关系偶尔会变得“紧张”。 “有时我不禁想，如果他父亲在身边，沟通起来可能会容易得多。” 为了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Chen表示她每年都计划母子俩去澳洲不同的地方旅行，包括墨尔本、黄金海岸和塔州。 为了缓解忧虑和压力，她经常锻炼身体，收听女性主义播客，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 与此同时，语言障碍也是Dong每天面临的挑战。她表示，她花了一些时间来学习基本的英语，比如点咖啡或询问正确的牛肉部位。 为了克服这一困难，Dong表示她开始背诵英语单词来积累日常词汇，然后将其运用到志愿工作中。 她加入了非政府组织“美好生活社区行动”（CABL），为妇女提供家庭支持，还加入了澳洲养老院基金会，为老人提供帮助。 签证即将到期 随着孩子们年满18岁Chen和Dong所持的590学生监护人签证即将失效。 她们表示，由于没有其他签证，她们将不情愿地离开澳洲。 “我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我可能会回到中国。这意味着我必须告别这里的一切和所有的朋友。” “我在澳洲做了7年全职陪读妈妈后，中国没有一家公司愿意雇用我，儿子明年11月就满18岁了。中国的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我离开工作岗位太久了。我已经尽力了，剩下的路只能靠他自己了。” 编译：Kazaf 来源：SBS 以上为正文内容        ↑ 滑 动 查 看 更 多 图 片，扫码观看↑  点击此处“阅读全文”，下载澳洲印象APP  |
